馮世綸 衛生部中日友好醫院
經方與后世方相比，因理論體系不同，故而用藥也有所不同。如后世方認為桂枝、附子等不能用于熱證，而經方常用于熱證；后世方認為升麻升提，而經方認為主清里熱；后世方用黃芩解表，而經方用其清半表半里、里熱……因此，欲掌握經方用藥，必先清楚經方的主要理論，分而述之不過以下三要點。
認識六經實質
欲知經方用藥規律，必先明確六經實質。經方的六經實質，至今仍莫衷一是?！秱摗吩蛴型跏搴退^的誤導為重大原因之一，使后世認為張仲景根據《內經》撰成了《傷寒雜病論》。這樣，經方的六經便是《內經·熱論》的六經，而與《傷寒論》的主要內容不符，遂使經方六經實質撲朔迷離。其實，了解經方的形成史，六經的實質也自然明白。
經方的起源，當追溯于上古神農時代。人們認識、適應大自然，即用八綱(表、里、寒、熱、虛、實、陰、陽)，認識疾病、藥物亦用八綱。有病時，最多見者當屬外感一類，其證在表。長期實踐得知，病在表用發汗的藥物可治愈，于是積累了生姜、蔥白、麻黃、桂枝、蜀椒等治表證經驗。然而，有的病經發汗或未經治療而愈，但有的經治療亦未愈而病入于里，此時不應再用發汗治療，而應下治里之藥。因里證分陰陽，里熱者，用清里熱藥，如黃芩、石膏、大黃等；里虛寒者，用溫補藥，如干姜、人參、附子等。經驗代代相傳，以文字記載，其代表著作即《神農本草經》，該書在漢代完善整理傳承，代表了經方單方方證的形成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經方者，本草石之寒溫，量疾病之淺深，假藥味之滋，因氣感之宜，辨五苦六辛，致水火之齊，以通閉解結，反之于平。及失其宜者，以熱益熱，以寒增寒，精氣內傷，不見于外，是所獨失也?！边@一記載，實際標明了經方的起源和經方醫學的特點，即經方起源于神農時代，起始即用八綱認識疾病和藥物，即有什么證，用什么藥治療，積累了疾病的證和治療該證的藥的證藥對應經驗，即單方方證經驗。
疾病復雜多變，古人漸漸發現，有的病只用一味單方藥治療不力，漸漸摸索了兩味、三味……復方藥治療經驗，積累了復方方證經驗，其代表著作為《湯液經法》。該書相傳商代伊尹所著，考無確據，但從傳承來講，其與《神農本草經》一樣，上繼神農，下承夏商，復方方證經驗積成于這個時代，成書完善于漢代，因有《湯液經法》三十二卷記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記載的經方所用理論仍是八綱。
時至東漢，經方發展有重大進展，主要成就是，由八綱辨證發展為六經辨證。據皇甫謐《甲乙經》云：“伊尹以元圣之才，撰用《神農本草》以為《湯液》，漢張仲景《論廣湯液》為十數卷，用之多驗。”皇甫謐生于張仲景同期稍晚，可謂對張仲景了解最深者，其稱張仲景《論廣湯液》為十數卷，而不稱撰《傷寒雜病論》十數卷，可證漢代無《傷寒雜病論》書名，至西晉王叔和整理仲景舊論后，方有《傷寒雜病論》名。由于王叔和的收集整理，使后人得知，張仲景《論廣湯液》與《湯液經法》最主要的不同是增加了六經辨證。而六經實質，皆是以八綱述證。再細讀其內容，看《傷寒論》第97條、第147條、第148條等，凸顯了半表半里概念，提示東漢前病位概念只有表里，而至張仲景時增加半表半里病位概念，才形成六經辨證理論。此一發展變革，民國初期楊紹伊的《伊尹湯液經》的考證，恰亦相吻合。
因此，經方大師胡希恕認為：“仲景書本與《內經》無關，六經來自八綱”。這樣，經方六經實質和用藥原則就很明確，即六經辨證起源于八綱辨證，起初是單方方證，后漸發展為復方方證。由于方證積累的豐富和對疾病病位認識的進步，即認識到病位有在表者、在里者及在半表半里者，由只有抽象的八綱，發展為具實形的六經辨證理論體系，即太陽病為表陽證；少陰病為表陰證；陽明病為里陽證；太陰病即里陰證；少陽病即半表半里陽證；厥陰病即半表半里陰證，六經實質大白于天下。明確了六經，即明確了用藥原則，即表陽證用汗法，表陰證用強壯發汗法；里陽證用清熱法、里陰證用溫補法；半表半里陽證用和解清熱法，半表半里陰證用和解清熱溫下寒法。但具體治療用藥還要清楚方證對應理論。
認識方證對應
漢以前只用八綱辨證，亦能大多做到方證對應，而使病愈，但對于病不在表亦不在里的疾病卻無能為力。六經辨證解決了這一難題，使臨床用藥更具體化，真正做到方證對應。臨床治病，先辨六經，再辨方證，做到方證對應，則藥到病除。辨方證，比辨六經要難，胡希恕先生曾說：“辨方證是六經八綱辨證的繼續，亦即辨證的尖端，中醫治病有無療效，其主要關鍵就是在于方證是否辨得正確。不過方證之辨，不似六經八綱簡而易知，勢須于各方的具體證治細玩而熟記之?！?/p>
經方的方證名，反映了經方方證的對應關系，如麻黃附子甘草湯方證，其組成為：麻黃(去節)二兩，甘草(炙)二兩，附子(炮，去皮，破八片)一枚。其適應證為：“少陰病，得之二三日，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，以二三日無里證，故微發汗也”。此即單純的少陰表證。本方的組成，實為甘草麻黃湯加附子而成，即由治太陽病而變為治少陰病。再看麻黃附子湯方證：麻黃三兩，甘草二兩，附子(炮)一枚。藥味與麻黃附子甘草湯相同，只是麻黃增加一兩，其適應證變為：“水之為病，其脈沉小屬少陰，浮者為風，無水虛脹者為氣。水發其汗即已，脈沉者”，即兩方皆治少陰，但麻黃附子湯因水氣重，故重用麻黃，使其方證對應。相類的方證，還有小半夏湯方證和生姜半夏湯方證……這些方證名立，與其證嚴格對應，其對應不僅是藥味，而且包括劑量。
實際方證之難辨，還有更深一層意思，即必對每味藥有清楚認識。如桂枝加桂湯方證，是認識到桂枝有解表，并治上沖作用。故當太陽病，見氣從少腹上沖心者，加重桂枝用量，明確桂枝有降沖作用。這里不稱桂枝湯加減，而稱桂枝加桂湯，即反映了經方的方證辨證，不但要求藥味對應，而且要求藥量對應，即桂枝湯原有治上沖作用，今上沖癥明顯，適應再加重桂枝用量，故稱為桂枝加桂湯方證。又如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方證，因原是外邪內飲證，誤用桂枝湯治療，外邪內飲不解，且發汗后表更虛，此時不能再用桂枝解表，而用生姜解表，并加茯苓白術利飲，使表解飲去而證解。既要明了生姜有解表作用，且與桂枝不同；還要明了茯苓白術有利尿祛飲作用，此為方證對應。
由方證探索經方用藥
著名中醫學家岳美中說：“重讀張仲景的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，見其察證候而罕言病理，出方劑而不言藥性，準當前之象征，投藥石以祛疾，直逼實驗科學的堂奧”。深刻說明經方治病以方證為主，用藥以方劑為主。因其很少論述單味藥作用，在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中就很難直接了解各單味藥的作用，但臨床癥狀復雜多變，須要據證加入對應藥物。僅靠仲景原書記載的方藥，尚不能完全達到與證對應。仲景書中有許多條文舉例說明，當某方證出現某證時，要加減對應的藥物。
而要對常用的每味藥有所了解，必須要通過以方證類藥，即通過方證藥規律來認識每味藥的藥性特點。不少人對此做過探討，如通過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方證和麻黃酒醴湯方證類證，認識到麻黃不但能發汗解表，還能祛濕治黃疸，再遇黃疸時，可適證用麻黃祛黃；通過白虎湯方證和白虎加人參湯方證類證，可知人參能止渴，石膏能清熱而無止渴作用，因熱盛津傷口渴時，用人參而不用石膏，而因熱煩躁時適用石膏；又通過理中湯方證、小柴胡湯方證、半夏瀉心湯方證等類證，可知人參治里虛寒的心下痞，臨證凡遇里虛胃脘脹滿時可用人參……認識經方用藥，還可參考《神農本草經》，以證選藥。后世、近代出現的新藥，據其藥物性味特點，以八綱辨證辨藥，皆可應用于辨證中，發展經方方證。掌握經方方證，認識經方用藥，臨證遇到諸如《傷寒論》所記載的方證，或未見記載的方證，皆可做到先辨六經，再辨方證，做到方證對應，臨床得心應手。
經方用藥，與經方方證一樣，皆是祖輩歷經世代總結的經驗，經歷了實踐考驗，療效可靠。
也應看到，經方用藥傳承過程中遭遇困境、誤導等原因，藥味有限。疾病千變萬化，后世不斷發現的新藥，有待溶入經方。
